從TPP看社會契約論

2月 01, 2019

人類社會中所以有政府的存在，同時政府可以要求人民服從並履行某些政府功能，其原因在於人民與政府之間有「契約」關系，此為西方政治會思想上的「社會契約（Social Contract）」理論。

盧梭（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-1779）在《社會契約論》提到社會契約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時，說：「找到一種『結合』方式，它用全部共同的力量來捍衛和保護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，每個雖與眾人結合，卻只服從他自己，並且和從前一樣自由。」這個「結合」的約定所產生的並非是個獨立的訂約者，而是抽象的集體；這個集體從結合的約定中，由其成員行使投票權，獲得生命共同體的共識，一起展現集體意志。由許多結合者組成的「集體」，現在稱為共和國、或「政治實體」，中華民國在台灣參加的APEC則稱為「經濟實體（Economy Body）」。盧梭又說：「當『政治實體』被動時，其成員就稱之為國家；當它主動時，就稱為主權體；當把它與同類進行比較時，它就稱為權力。至於『結合』者，作為集體，他們稱為『人民』；作為個人及主權權威參與者，他們是『公民』。」他並且強調，政治實體、或主權體的存在，必須以「契約的神聖性」作為前提，不管對內或對外，絕對不能作出任何違反此一「結合約定」之事；是故，由個人（個別結合者）組成的主權體，不能損害任何個人的權益。盧梭主張：「為使社會契約不致於淪為空洞的教條，所以不論是誰，皆應服從普遍意志。個人從自然狀態到社會狀態轉變中，『公義』的行為取代了本能，他們的行為具有了從前不具有的『道德性』。」

先祖郭標的企業王國因為在1937年拒用其船隊載運慰安婦，而遭日本軍國主義者殘忍地抄家滅族；因此，我才有機會在APEC 2006 CEO Summit向安倍晉三提出從靖國神社迎靈先伯郭坤玉回台南的要求，有人笑稱：「安倍在2007年第一任首相做未滿一年被你伯父嚇到而逃離首相官邸---」其實是「內閣制」做不好就下台，安倍於2012年12月26日重回首相職位，轉眼已經六年多，美國川普總統丟掉的TPP在他手上升級為「CPTPP」在1月14日生效—形成一個5億人、11兆美元的新興自由貿易區，和歐盟簽署的「EPA (The EU and Japan's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)」也在2月1日生效。據估算，CPTPP與EPA生效後，將創造日本的實質GDP 13兆日圓，並為日本國內創造75萬就業機會。

立昌長年來推動的新科技經濟系統（簡稱TES）—「電子商店系統（The eStore System）」日本則採用其中的「VAM」來升級其傳統自動販賣機，預估可帶來六千億日圓的財政收入；進而創造出預估超過壹兆美元的「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（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）」之衍生性價值連鏈。由於立昌在剛創業不久的1967年（14歲）時，有一家日本A字頭的公司來騙我無償開發了兩百多產品給他們，同時竊取了我的製模技術及製造程序，變成我的競爭者，新仇加舊恨使我向來瞧不起日本人，也因此把從小就會的日文刻意忘掉！不過，審視這六年來安倍主政下的日本似乎有所轉變，我在台灣所講的變成在日本落實，被APEC政經領袖稱為Path Finder/ Economic Thinker的台灣非政府人士之提案竟然是在日本實現，令人不得不改變往昔的偏見。

2006年11月15日，立昌出席APEC領袖會議時，由汶星智紐四國起草的《TPP草案》送到我的手上，他們邀請台灣一起來發起；轉眼12年過去，TPP已以CPTPP之名在日本主導下生效，在魚池外的台灣可預見的國際之路將更為坎坷—對比同為島國的台日，「內閣制」的日本看來比較謹守奉行《社會契約論》，「半總統制」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則視社會契約於無物—卡爾巴柏（Karl Popper）指稱的開放社會的敵人，以年輕貴族之姿竊據廟堂，且以民之所惡而好之。如今，我們在日本街頭除了隨處可遇見外國人之外，還到處看得到台灣遊客；回頭看現在在台灣的「國際xxx展」都難得看到外國人，只靠本地人無法擠出活水來。鑑於年輕貴族在外交和內政雙失靈的景況下，公民必須思考「契約的神聖性」，民間的力量更必須壯大，發揮其「道德性」，方能為自己創造出公義的經濟機會。

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，在APEC各級會議促成「反貪腐、最佳實例、防止電磁干擾、電子商務、全球通路、孵蛋器、智慧財產權、微型企業…」等議題和法案。